日本跟美国打贸易战(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战当年是怎么打的呢)

摘要对20世纪7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研究发现，如果贸易战不可避免，那么一定程度的开放市场似乎是一种积极的说法，而从美国进口的增加类似于一种自愿的行为。对美国的出口限制。近期，随着中美贸易强硬派加入特朗普团队，……一项对20世纪7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研究发现，如果贸易战不可避免，那么一定程度的开放市场似乎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声明称，这将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类似于对美国的自愿出口限制。近期，随着中美贸易强硬派加入特朗普团队，2017年1月底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贸易前景似乎更加难以预测。作者于2016年11月28日在《财经》杂志上发表文章《警惕特朗普冲击》。经判断，国内舆论并未完全预料到特朗普的影响。在笔者看来，特朗普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赢得大选，特朗普上任后，对中国可能并无好处，我们需要警惕其影响。特朗普提名了多名对华强硬的鹰派人士组阁，尤其是彼得·纳瓦罗，他出版了两本专门批评中美贸易关系的专着，并支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贸易委员会强调了未来中美贸易关系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如何评估中美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以及双方的成本？贸易战一旦爆发，具体会采取什么形式？哪些行业将受到最大的影响？笔者认为，只有认真研究这些问题，采取“对策”，才能赢得主动，防止贸易风险扩大。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损害从中国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战一旦爆发，短期内必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稳定产生直接负面影响，还可能对通货紧缩产生影响。对中国施加压力。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压力。首先，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依赖体现在多个方面。 2016年，中国对美国商品出口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18%，占GDP的4.4%。对美国的货物出口不仅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美国出口的玩具、家具和纺织品等约占该行业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资本密集型产业、电子机械等产业对美国的出口也大幅增长，出口量赶上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美出口为中国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可低估。据商务部、海关、统计局、外汇局联合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号数据显示，2012年每出口美国100万美元商品，为中国创造59个就业岗位。此外，2015年香港输往美国的整体货值为3,422亿港元，其中转口货值达3,383亿港元。考虑到香港转口的主要来源地是中国内地，占2015年转口总量的67%，预计内地通过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份额约为美国300 亿美元。其次，中国还依赖美国的技术进口和融资。比如，中国进口的很多高科技产品，关键技术仅由美国掌握。一旦美国停止向中国出口此类核心技术，可能会对中国的产业供应链产生影响。例如，个人电脑CPU的使用非常流行Intel和AMD，而中国的绝大多数手机都配备了GPS全球定位系统。一旦贸易战爆发，中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找到此类技术的替代品。此外，在直接投资方面，过去十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占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3.3%。作者估计，十年之内，在华美资企业将雇佣数十万人。 同时，由于中国香港的税收和法制软环境，相当一部分中美投资是通过香港这个“超级联系人”进行的，包括中国人的海外投资和并购。三资企业。考虑到2015年中国香港与美国之间的直接投资头寸高达约400亿美元，其中包括许多中资企业对美国企业的投资及其反向投资。因此，真实的中美双向投资金额可能高于中国官方统计的数字。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融资，贸易战的爆发也将对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很难找到接近美国市场规模的替代市场。理论上，如果中美爆发贸易战，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将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但笔者研究发现，中国对其他一些主要出口国的出口比重已经较高。要进一步提高出口比重和市场份额。空间极其有限。例如，对美国出口量最大的电子机械设备，对日本出口占其进口量的49.6%，对韩国出口占其进口量的40.7%，德国占23.0%，英国占22.7%，消化较多的中国进口相对困难，非主要贸易国市场需求相对有限。基于上述原因，如果中美爆发贸易战，短期内可能会对中国需求面造成巨大冲击。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上升可能迫使政策变得更加被动，这也将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更悲观的情况是，稳增长压力加大，迫使政府出台进一步宽松措施，错失结构性改革机遇。贸易战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贸易战显然对双方都不利。一旦引发中国的反击，可能会给美国带来“伤千人、损己八百”的结果。首先，中国是继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的美国第三大出口国。据美方统计，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额达1161亿美元，占美国商品出口总额的7.7%，占GDP的0.7%。美国对华出口不仅包括飞机、汽车、电子设备等高附加值工业产品，还包括原木、谷物等资源性商品。此外，2015年美国向中国香港出口约270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内地的需求。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大型跨国公司都将中国视为重要市场。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商品出口为美国创造了至少67.8万个就业岗位，占全部出口创造就业岗位的10%。中国的服务业出口对美国也非常重要。 2015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484亿美元，顺差333亿美元。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对华服务出口为美国创造了27.3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也逐年增长，2015年达到8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商务方面，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创造了1.3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对美全部投资创造了9万个就业岗位。同时，如前所述，如果考虑到香港的“超级联系人”作用，每年都有相当多的中资资本利用香港作为并购和投资的平台，真正的影响将是更大。综上所述，中国对美出口和中国对美投资为美国创造了至少100万个就业岗位，占美国非农就业总量的0.7%。其次，美国也依赖从中国的进口。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占美国商品进口总额的21.3%。其中，从中国进口的机电设备占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40.8%，从中国进口的机械及机械设备占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32.4%。 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进口的比例较高，部分行业甚至高达80%。从这个角度来看，短期内找到中国制造的完全替代品相对困难，贸易战将推高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增加通胀风险。最后，虽然全球化对美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两极分化的影响，但除非美国同时对世界上所有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发动贸易战，否则低端制造业的回归将很难实现到美国。日美贸易战的教训一旦贸易战爆发，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可能无法获得真正的好处。但从现实角度来看，特朗普现在重新对华采取鹰派立场，表明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容小觑。可能的情况和路径是讨论的焦点。以史为鉴，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非常相似。研究它可以为理解中美贸易战爆发可能产生的后果提供参考。日本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后，逐步实施“走出去”战略。随着日本制造业的迅速崛起，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与美国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第一轮贸易摩擦是从纺织品争端开始的。由于日本纺织品发展迅速，其对美国的出口和市场份额逐渐增加，对美国国内纺织品制造业构成威胁。为了避免冲突，日本接受美国政府的要求，对美国出口实施自愿限制，并于1971年签署《日美纺织品协定》，设定了限制对美出口增长的幅度。 1969年，日美贸易摩擦并没有就此停止。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和美国在钢铁领域开始争端不断。 1974年，美国政府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对美钢铁出口； 1976年，美国与日本签署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议； 1977年，美国对日本5种钢材提出倾销诉讼；直到1978年，美国对钢材实行起始价格。制度，对低于一定价格的日本进口钢材自动启动反倾销程序，使日美摩擦降温。最激烈的贸易摩擦发生在汽车行业。 1978年，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超过150万辆，1980年达到192万辆。美国从日本进口的汽车占汽车进口总量的80%，日本汽车占汽车进口总量的20%之多。美国市场。来自日本的竞争迫使美国政府向该国汽车业提供10亿美元的补贴。 1979年，美国政府要求日本全面开放汽车市场。日本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厂，并自愿接受出口规模限制。 1980年5月，日本政府统一降低对美国汽车的进口关税，并于1983年同意对向美国出口的汽车数量设定上限。 1981年出口上限为168万辆，1991年为230万辆。 1985年，为了减少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美国要求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同意日元对美元升值。尽管日元随之飙升，但其减少美国对日赤字的效果仅在签署后的最初几年中得到体现。 1990年，美国对日本汽车出口逆差占美国对日逆差总额的四分之三，占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二分之一。 1992年，布什总统访日后，日本将向美国出口汽车的上限从230万辆降低到165万辆。 1993年，克林顿政府要求日本更全面地开放国内汽车市场。 1995年，美国以《1974年贸易法案》为基础对日本汽车加征关税。除了汽车领域的贸易摩擦外，1970年至1980年，彩电、半导体、计算机、电话等电子产品也卷入日美贸易争端。 在美国不断对日本实施贸易限制的同时，日本也限制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包括牛肉、有机食品等。日美贸易摩擦持续了近30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才开始下降，日美贸易关系也有所改善。 2000年以后，大部分贸易摩擦都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得到解决。从影响来看，征收高关税、实行出口配额等措施实际上对日本整体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事实上，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其影响远小于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实施。例如，1992年，日本被要求降低汽车出口上限从230万辆增至168万辆，但当年日本汽车对美国的出口量仅减少了1%。与此同时，通过日元升值调整对美贸易顺差并未见效。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但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增不减。然而，贸易战无疑对日本产业的产业布局产生了影响。例如，日本汽车制造商被要求在美国建厂，出口配额也促使日本将更多高端产品的制造转移到美国。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广场协议》的签署。由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央行不得不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释放大量流动性。此外，日元升值吸引了大量热钱流入日本，日本暂时出现流动性泛滥的情况。随之而来的是资产价格的飙升和泡沫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泡沫破灭，让日本进入了“失去的30年”。对20世纪7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研究发现，如果贸易战不可避免，那么一定程度的开放市场似乎是一种积极的说法。从美国进口的增加类似于对美国的自愿出口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服务公司以及中国的高端产品出口公司都会获得一些利润。抓住这个机遇，配合改革，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也将有利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改变国有企业的垄断局面。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也表明，中国应避免通过汇率大幅波动来调节贸易。 《广场协议》是日本危机出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当前，全球货币政策陷入困境。如果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短期内中国出口受到严重损害，中国政府也应避免使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尤其是在目前资产价格过高的情况下。否则，只会拖延结构转型，催生泡沫，甚至引发经济危机。此外，如果中美爆发贸易战，也不会采取全面提高所有行业关税的形式，调整幅度也可能不会提高到45%。 10%或者15%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根据以下三个标准来判断最有可能受到制裁的行业，那就是，第一，美国国内生产比例较低的行业；第二，美国国内生产比例较低的行业；第二，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第三，中国对美出口量较大的行业。笔者预测，计算机、电子设备、机械设备行业最有可能成为贸易战火力集中的行业，应重点防范。 （本文作者简介：经济学博士，现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